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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社会弱势群体的有个正常发声的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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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昨天,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》指出,经粗略估计,北京约有16万“蚁族”,生活在高校周边或人口流动聚集区。这些人月平均工资为4133元,近七成人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。(6月9日《京华时报》)
  
  16万人基本快赶上一座小县城的人口了,但放在人口多达2000万的超级城市中,也不过是沧海一粟。从“蚁族”多为青年,且大多分布在高校周边来看,昔日“天之骄子”成了“蚁族”,多少有些让人意外与尴尬。16万“蚁族”扎堆城市,大学毕业旋即成为“蚁族”,尤其是当“蚁族”们的聚居村不仅住宿条件简陋,连基本的生存空间都过于逼仄,甚至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、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时,会不会真的就此又形成一个城市“底层”,恐怕不是危言耸听。
  
  近日发生的厦门公交车爆炸案,尽管并非蚁族所为,但城市底层的生存境遇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城市危机,显然已不容忽略。
  
  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,必然要有社会公平与机遇公正来保障,更需要有稳定健康的社会结构来支撑,让“蚁族”的圈子不再封闭,让“蚁族”们看得到更多上升的通道,真正把“蚁族”当作人看,无疑是非常紧迫的问题。
  
  2013年6月7日18点22分,年近六十、贫困潦倒、生活无着、被取消低保、办不了退休且多次求助被拒的厦门本地人陈水总,在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一辆BRT公交车上“泄愤”纵火,致47人死亡,34人受伤,陈本人也被当场烧死。
  
  时过两天的6月9日上午8时许,湖南株洲市档案局40来岁的工会主席旷晖持刀杀死该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沈柏兰,然后从四楼局长办公室跳楼身亡。
  
  两起悲剧都是以死相搏、血肉模糊,让人痛心。珲春新闻网对于前一事,人们基本是一片挞伐之声,指责肇事者“悲观厌世”、“泄愤”;而于后者,因为报道语焉不详,说法五花八门,但主流也是指责肇事人,认为不论如何也不能擅自剥夺他人性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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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众的主流评议,应当说体现了普世的价值观,然而对于悲剧事发,我们总不能只停留在单向的直线思维,换个角度看问题也许不无禆益。
  
  毫无疑问,这两个“肇事者”的共同点:其一,他们都是弱者,前者想以造成事故引发舆论,从而达到报复当权者目的,后者“报复”的是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中对下属有“生杀予夺”之权的顶头上司;其二,他们都是头脑正常者,都是心智发育成熟的正常成年人;其三,他们的目的都很明确,要让整个社会听到他们“微弱”的声音;其四,他们都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,选择的方式是自杀。
  
  他们出此“下策”都是早有“预谋”的:陈水总选择的是人员最满的公交车,而旷晖则选择了自身行业最大的节日——国际档案日举事。他们为什么如此选择呢?多数人认为他们是丧心病狂,但笔者认为,那是他们要将自己卑微声响的影响最大化!
  
  生命对于任何一个人都只有一次,一旦失去不可能再来,陈、旷都很明白,然而他们却“奋不顾身”的选择了杀人放火,犯此极恶之罪,他们也清楚他们的行为必遭受诅咒、唾骂甚至牵拖亲友在所难免,然而他们却走向一条不归路。
  
  在当今这个众人都很现实的时代里,如果没有彻底死心是不可能这样做的!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是“泄愤”的成功者,因为前者所涉当事部门的相关人员官途可能会受到冲击,而后者所涉当事人业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  
  如客观地讲,他们却似乎都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弱势群体的发声者:通过此二事,让整个社会看到了某些当权者的傲慢,看到了底层草根、弱势群体的孤独无助,也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某些制度设计的缺陷。目前,还不敢断定有了这两起悲剧的上演,弱势群体就能得到什么具体的关怀,但可以相信,尽管有了这前车之鉴,如果居于上位者仍然如此肆无忌惮地无视弱势群体的呻吟,这样的悲剧就不是孤例。
  
  弱者的声音被忽略是这些悲剧上演的主因,当然不论出于何种动机,丧心病狂拿公共交通工具下手,夺去46条无辜者的生命! 还有好多正在成长中的学生,这种极端行为,完全击穿了人性的最低底线,是社会完全无可容忍的,理应受到公众舆论最强烈的谴责!
  
  悲剧已然发生,死者长已矣,存者当反思。弱者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,我们常常讲我们有人大、政协、工会,但这些机构也官僚化了,成了官员退居回旋的台阶,不要说普通老百姓,就连普通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在平时也是门高难进。我们不需要陈水总、旷晖这样的代言人,也拒绝他们这种代价高昂的“扩音”方式。但每个有良心社会人士,都应当呼吁体制内要有真正为弱势者代言的机构,让社会弱势群体有个正常发声的地方,而不是仅仅当做两起孤立事件,应该进行深层次地反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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